对撞机｜世界文学、距离阅读与文学批评的数字人文转型（上）——弗兰克·莫莱蒂的文学理论演进逻辑
陈晓辉，文学博士，西北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的研究。
*感谢作者授权，本文已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6期。
即使不是最活跃的，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也“大概是今日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界最有争议的人物”（Serlen 214），其世界文学观一经提出就引发广泛争鸣，被誉为“从恶魔那里收到的最狡猾的概念之一”（Batuman,“Adventures”）。窃以为，其“狡猾”之处正在于它破解了世界文学的“实存性”限定，以“观念性”开启了“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的征程，表征了文学批评的数字人文转型，体现出鲜明的前瞻性、问题性和方向性，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1世界文学：从实存性到观念性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传统文学批评无法驱离现实文本，世界文学“首先必须聚焦在翻译的具体作品上”（Miller 378），因而“实存性”向来是世界文学的核心标签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实存性世界文学是文学批评选择的对象性结果，与文学创作关联不大。在创作时，作家大多不会考虑所创作品是否是世界文学。然而，在批评时，受文本特征、个人才能和批评风尚等因素的限囿，取样范围和规模成为必须切实考虑的焦点。实存性世界文学变成取样经典文本作为批评对象的必然产物。
实存性世界文学确信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认定世界文学有明确的指涉对象，将影响超出本土的文学经典及作品选、文学史论著等作为世界文学的代名词。比如杜瑞辛（Dion’yz Durišin）的世界文学指世界文学史、各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集和具有相似性的文学作品（80-81）；吴雨平、方汉文的世界文学“包括来自于不同文明体系的经典与代表性作品”（82）。最典型的是盛行全球的世界文学选本，如《诺顿世界文学杰作选》《朗曼世界文学文选》《哈泼柯林斯世界读本》等。无论是经典杰作、作品选，还是史学著作，均能在文学的物理世界找到确定的对应物，凸显出世界文学的实存性。
问题是，实存性世界文学的文本选择和历史叙事不仅透射出浓重的精英意识和主体偏好，同时受文本数量的钳制而无法真正表征世界文学赖以存在的“整体性”，其批评变成膜拜极少数作家的“神学训练”(Moretti, “Conjectures”, 57)，文学史变成少数人、少数作品的“丰碑”或一些特殊人物和稀有事件的“怪物收集者”。与此同时，这种文学史是以牺牲大量当时实存的非经典作品为代价的，致使它们被无情地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造成科恩(Margaret Cohen)所谓的“伟大的未读”(‘the great unread’)（23）。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如何找到公平对待所有作品的方式，真正构建整体性的世界文学？莫莱蒂正是以此难题作为思考的基点，实现了世界文学从实存性向观念性的转化。本文所说的观念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莫莱蒂的世界文学不再指涉具体文本，二是它指一种重新认识和思考世界文学的思维方式。
从观念性出发，莫莱蒂首先强调将世界文学“看作”一个整一体。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共时的整一体。比克罗夫特（Alexander Beecroft）断言，莫莱蒂的世界文学是“作为文学与其环境间关系这一普遍难题的当代表征而出现的”（91）。莫莱蒂号召“重拾世界文学雄心”的时候，“身边的文学已宛若全球性系统”(“Conjectures” 54)。全球化的境遇敦促人们重新思考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当前全球化的伴生物”（米勒 8）。如果说全球化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世界文学是全球化的文学版本，那么，世界文学批评是理解全球化的一种方式，莫莱蒂不过是众多批评者之一。按照鲍曼的说法，全球化从根本上具有“流动性”。由此看来，世界文学本身是一种“旅行的文学”，它是商品、资本、信息技术的全球流通而导致的文学全球化。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学的数量和类型激增，在跨国族流通中同存镜射，相互融汇，既产生了具有相似性的“世界性文本”，又产生了关联性的“世界文学体系”，建构了文学的世界共同体。莫莱蒂认为，该共同体“不能通过把个别案例的知识点拼凑在一起来理解，因为它不是单个案例的总和，而是一个共同的系统，应被理解为整一体”（Graphs 4）。在莫氏看来，世界文学是全球化时代文学相互影响和关联所形塑的变动不居、整一但不平等（“Conjectures” 64）的整体性系统。
其二是历时的整一体。莫莱蒂从进化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获得灵感，坚信“进化论和世界体系分析是研究世界文学的两种理想模式”（“World-Systems” 218）。因为在传统文学批评中，历史研究不关心形式理论，形式理论往往忽略历史研究，“进化论在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阐释了现有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World-Systems” 219），不但能展示文学形式的适时变化，而且能把文学的历史变迁和形式转换整合为一。而世界体系理论倡导“唯一真正的历史是整体史”（Bloch 61），它为世界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参照。据此，莫莱蒂将世界文学分为“18世纪前”和“18世纪后”两个阶段，前者“是多种独立的地方文化的马赛克拼贴”，后者则“由国际文学市场整合为统一体”(“World-Systems” 228)的世界体系。这样，莫氏把长时段、跨空间的文学全部摄入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暗含了一种超时空整体性批评的雄心。以这样的方式，莫莱蒂不仅建构了世界文学的共时整体性，也建构了它的历时整体性，为探索文学的系统研究和整合研究开辟了新思路，充满了想象力和时兴性，与尼希（Almando GiliS-ci）的观点相映成趣。尼希就说:“我们既有与全球市场和大众文化产业相一致的‘全球文学’，又有由众多不同世界组合而成的‘世界文学’”（127）。
当然，与莫莱蒂一样将世界文学看作整体的批评家大有人在。卢卡契也讨论过世界文学的整体性，认为世界文学“既不是所有民族文化、文学和大作家的总和，也不是他们的平均数，而是他们活生生的整体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个活生生的整体”（卢卡契 449）。这种整体性和莫莱蒂的世界文学整体性有异曲同工之妙。遗憾的是，卢卡契在发现这种整体性后，并未致力于对其批评的思考，而是致力于如何创作这种整体性的世界文学，提出了一种融现实主义、批评现实主义，甚至浪漫主义的“大现实主义”创作观。弗莱（Northrop Frye）在反对新批评“使单一作品拜物教化”的倾向后，认为文学批评就像从远处看一幅画，要“往后站”，从整体上把握文类的共性及演化规律,着眼于文学中相互关联的整体因素（140），但在批评实践时，他却依然选择细读法。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认为，世界文学是“将文学作为一个世界来思考的概念方式”（73），不但以观念性世界文学回应了莫莱蒂的设想，并创造了“世界文学的空间”来表征这种整体性，但他更强调文学与民族政治的关系以及充斥其间的身份认同，不仅与莫莱蒂源自生物进化和经济体系的整体性大异其趣，而且仍未脱离细读批评。
其次，莫莱蒂将世界文学看作一个亟需新的批评方法予以解决的“问题”，也是问题本身。如前文所述，世界文学是一个有关文学批评的概念。当莫莱蒂将世界文学看做整一体的时候，势必面临如何践行整体性批评的挑战。麻烦在于，多数批评者因精能有限，不能掌握不同民族的语言，又因生命有限，没有时间直接阅读各民族的所有作品，逾越时空的掣肘，规避不可通约的语言、异质的文化和无法计量的文本，进行跨界批评。对此，实存性世界文学学者们早有预见。上世纪70年代，艾田伯（René Etiemble）就认为与其读贝拉当、萨冈的原文，还不如读井原西鹤、阿迪伽的译文。在列举了一系列译文优于原文的例子后，他又算出，以50年职业生涯、每天1部的速率阅读经典，也不过18262部作品，“与现有优秀作品的总数相比，它又算得了什么？实在少得可怜”（Etiemble 93）。艾田伯对翻译的肯定和对阅读数量的担忧契合莫莱蒂遭遇世界文学的问题基点，只可惜艾田伯最后的破解之道却仍是从千百万的书库中挑选经典作品，未能突破实存性世界文学的既有方式，并寄望于通晓各种语言和文化的天才出现，以撰写真正的整体性世界文学史，充满了乌托邦色彩。有趣的是，对莫氏理论深恶痛绝的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也发现了该悖论。他曾说：“读书必有取舍，因为实际上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时间读尽一切，即使他万事不做光读书也罢”（11）。同样出于对生命有限和精力不足的担忧，但在“读什么”的问题上，布鲁姆选择阅读西方正典，从而走向文本细读。上述诸人以极少数经典作家作为观照对象，以有限的取样表征世界文学的整体性，不仅难以回应文学新变，而且将自己形塑为固守实存性观念的批评者。
在《文学的屠宰场》中，莫莱蒂感慨：“文学史是文学的屠宰场。大量的书籍永远消失了——‘大量的’实际上消失了的书籍指的是：如果我们今天在19世纪英国的小说中选择出200多部经典，它们也不过占全部出版小说的0.5%，那剩下的99.5%呢？”（“Slaughterhouse” 207）在此，困扰莫莱蒂的仍是文学阅读的不充分，只选取经典文本做取样的实存性世界文学肯定不是释疑的最佳方式，“无法阅尽一切”成为世界文学整体性批评的痼疾。该如何体现这种整体性？按照实存性世界文学的逻辑，扩大文学选本的范围与阅读数量是首选方案。但莫莱蒂认为，“通过提高阅读数量，恐怕不能解决问题”（“Conjectures” 57），问题的症结不在时间和数量，而是认识和方法。我们需要的不是阅读数量的变化，而是批评观念的变化，改变看待世界文学的思维方式，寻求新的破解思路，从而与实存性世界文学分道扬镳。
莫莱蒂发现世界文学不仅是批评对象，而且自身成为“一个需要用新的批评方法加以解决的问题”(“Conjectures” 55)。在莫莱蒂看来，世界文学首先应该坚守以表征其本质特征的整体性批评为基本路径。虽然实存性世界文学无疑是整体性批评失败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学批评就要放弃整体性症候。世界文学批评的问题核心“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怎么做”(“Conjectures” 54)，通过重构观照对象，创建新的批评方法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实存性世界文学的发问总是纠结于世界文学“是什么”，几乎于事无补。其实，面对庞杂的世界文学体系，批评者应该“通过聚焦现代小说崛起，概括文学的世界体系是如何运转的”（“More Conjectures” 73），其变迁如何改变国族文学，揭示形态的宏观演进。在此，莫莱蒂试图撰写一部文学演变史，既展示文学在一个固定区域中的地理分化，又展示其漫长的历时进化，以世界文学的流通趋势和运行机制，来展现动态流变的长时段、跨地域的整体文学史，“文学在系统层面的演变和文学文化的变革功能因此成为莫莱蒂的核心利益问题”(Thomsen,“Moretti”)。
可以说，莫氏的世界文学是一种观念性判断，是超越国族、文化、语言的本土化的形而上概括，不指向具体作品。这种世界文学的核心价值不在于阐释少数世界文学范本，而在于变更批评者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以思维方式的转变重建世界文学的理论体系和阐释框架。虽然按照麦克里米（Scott McLemee）的说法，莫莱蒂试图以新的方式思考文学史上的证据，冒犯了人文科学致力于对文献和文化产品中蕴含的意义的解释(McLemee,“Literature”)。但是，莫莱蒂的世界文学在认知方式和方法论上突破，打开了一个供人们讨论的迷人的新维度和新领域。
与此同时，它表明了世界文学批评中思想观念的转变。如果说实存性世界文学注重以具体文本回答“世界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体现的是本质论，那么，观念性世界文学观则以对世界文学的认识来回答“怎么样”和“怎么办”的问题，体现的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本质论到认识论、方法论的迁移，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文学的方式，为新的世界文学批评指明了方向。更有甚者，实存性世界文学以具体文本为阅读对象，体现的是一种文学批评，而观念性世界文学更看重以抽象概念为思考对象，体现的是世界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从文学批评向文学理论的转变，或者说，弱化批评，强化理论，正是全球化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之一。最重要的是，它开创出距离阅读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构成莫氏观念性世界文学最具启发性的部分。
2距离阅读和莫莱蒂的方法论
作为解决世界文学难题的药方，距离阅读甫一提出就饱受热议。褒之者认为距离阅读“可能是颠覆百年来的新批评霸权的最佳方式”(Esposito,“Distant Reading”)，也是“前所未有的，更会是将来文化批评前行的一个方向”(Sunyer,“Big Data”)，贬之者称其是“荒谬的理论”（黎文 15），其“不读书”的主张“简直是毒药”（Walters,“Time”）。如此吊诡的评价归因于距离阅读与文本细读的复杂关系，它在开拓出一个新的批评空间的同时，却公然挑战了实存性世界文学所固守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的权威，一如汤姆森（Mads Thomsen）所言，“距离阅读是莫莱蒂对世界文学时代主题、范围等烦乱广泛，很难执行文学批评的复杂情况的挑战性处理，经常被认为与文学研究中的核心价值观——文本细读，背道而驰”（Thomsen,“Moretti”）。
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功绩之一是将文本细读塑造为文学批评的核心范式，并已经受了新批评、结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浪潮的洗礼。虽然理查兹、燕卜逊、兰瑟姆、布鲁克斯等人均未对其明确定义，但学界普遍肯认它设想文本是一个独立自足、非历史的空间客体，注重个人对经典文本的直接阅读，集中讨论文本及其在语义和修辞上的多重关系，探索内含于语言的文学隐喻力量，寻求一种审美和意义阐释，是文学文化分析的本质所在，也是唯一正确的文学阅读范式。
受科学语言学的影响，文本细读重视整体性批评，但这种整体性是一种立足文本自身的整体性。在面对世界文学要求批评者“承认无知”“认识一切”和“充分阅读”的整体性诉求时，以经典阅读、个人体验和意义阐释为标签的文本细读明显力所不逮。虽然实存性世界文学以经典文本作为批评对象，符合文本细读的要求，但莫莱蒂认为，“世界文学的雄心要求我们与文本间的距离成正比：雄心越大，离文本的距离就应越远”（“Conjectures” 57）。距离阅读变成莫莱蒂针对世界文学新变和细读批评弊端而提出的诊断性概念。与文本细读相较，它呈现出四个明显迥异的特征。
第一，它是“二手阅读”。文本细读一直奉直接阅读为圭臬，但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莫莱蒂认为距离阅读是“把别人的研究成果缝合在一起，而无需通过对单一作品的直接阅读”（“Conjectures” 57），意谓研究者要与文本保持“距离”，不用直接阅读作品，只需阅读相关成果并对其加以综合分析就可以研究世界文学，诚如德鲁克（Daniel Drucker）所言，距离阅读是“把内容置入（科目、主题、人物、地点等）或者把信息置入（出版日、出版地、作者、题目）大量的文本条目，而不参与实际文本的阅读”（Drucker, “Distant Reading”）。其目的在于“让我们着眼于比文本更小（策略、主题、修辞）或更大的单位（文类和体系）”（“Conjectures” 57）等形式要素，“这些要素意义的获得不仅是对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回应，也是对这些要素所参与的更大的文学网络的回应”（Armstrong and Montag 618）。在此，距离是一种认知条件，帮助人们摆脱具体文本的限制，在更长的时段、更广的范围中探讨文学的宏观尺度。距离阅读本质上是一种“二手阅读”或“非文本阅读”。
罗德（Lisa Rhody）说：“迄今为止，关于距离阅读最大的争议在于它与文本细读相较而显示出的优点，聚焦于读者或观察者在文本上的位置”（660）。和文本细读强调深入文本内部体验不同，距离阅读强调“站在文本外思考”。文本外的思考不仅能使我们宏观观照批评对象，更重要的是致使观察者处于旁观者的位置，脱离具体文本的羁绊，冷静、客观地体察对象，为主客体的平等对话创造条件，达到公正评价的效果。如果说文本细读让每个学生从十几岁开始学习仔细审查、剖析单个文本的方法，那么距离阅读却是一种重构批评者与文本的结构关系的假想方式，通过让批评者在历史和地理中追踪大量作品的形式元素的调查方法，从远处观察一切，寻找整体的模式和线索，继而建立一个关于文学某些方面的出现、消亡或转换的解释模型，在文学与社会、形式与历史之间建立联系。
第二，它是大规模文本分析。如前文所述，实存性世界文学是针对极少数作家的经典文本细读。莫莱蒂认为文本细读将文学作为杰作的集合，而这“一小部分文本所允诺的概念性的说服力是很微弱的”（Distanct Reading 2），无法整体展现世界文学的相互关系和形式进化。反言之，莫莱蒂相信文学史“只有在检测团体和多数时，它的过程和结果中才有更多的合理性”（Graphs 4），所以他提出距离阅读，寻求以巨量文本作为阅读对象，获得更具客观性的批评结果，恢复被严重“屠宰”的文学史。作为具体方法，距离阅读“最初的假设应该针对更大、更精确的数据集进行测试”（“Planet Hollywood” 4），它是一种针对尽可能多的文学作品的“大规模文本分析”。乔克斯（Matthew Jockers认为，距离阅读注重有关文学和非文学的整体，诸如书目研究、传记研究、文学史、语言学和作为人文计算基础的整体性计算分析，以此帮助人们观察并理解更大的“文学经济”，而且通过它的范围和规模，助推我们理解文学的发展及个人作者在经验中制造顺应或反对文学和文化的趋势（Jockers,“Distant Reading”）。哈德姆（Amir Khadem）认为，“距离阅读倾向于把焦点放在经典和非经典的文献上，并试图通过阅读通常被忽略的文学作品来发现文学史的新的相关性”（410）。可见，距离阅读的聚焦对象不仅是经典文本，还包括非经典作品，甚至其他非文本文献。
通过大规模文本分析，莫莱蒂给大量未读作品赋予新生命，扩大了世界文学整体性的表征基础。按照瑟莱恩（Rachel Serlen）的统计，“距离阅读因而恢复了档案中丢失的99%”（219），揭示不同因素之间的联系，恢复了文学史的全貌。而且，该分析中必然出现的抽象元素提供了一种适合海量文本的新的认识论，它用系统知识取代了文本知识。正是这种系统知识，致使无论是关注文学史还是关注更小的单位，距离阅读都强调对世界文学历史实验的宏观尺度。换言之，通过与文本保持距离，批评者通过抽象还原的方式，客观把握了文学史的整体脉络，产生新的认知和知识，用洛夫（Heather Love）的话说，“距离阅读拒绝丰富的文学文本，更倾向于支持大规模的知识生产”（374）。距离阅读变成一种借助于实证试错的系统知识生产，而非传统的审美体验。很明显，莫莱蒂的目标不只是粉碎各民族经典，而是力图粉碎经典法则，拓展文学概念，甚至把他的研究导向对世界文学，乃至文学史边界的破除。
第三，它是协作阅读。毋庸讳言，过去两百年的人文学科一直是属于唯一的学者的，文本细读依存于个人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其本质是一种个体阅读，但距离阅读是集体阅读，读者不是单一的个人，而是协作的集体，分工合作成为它的必要方式。莫莱蒂说：“没有集体协作，世界文学就是镜花水月”（“More Conjectures” 75）。这种协作性体现在：其一，距离阅读是“民族文学专家”和“世界文学学者”之间的协作批评。莫莱蒂写道：“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发展只能通过与具体的本土知识的有效协作才能取得进步”（“More Conjectures” 78），而掌握“本土知识”的批评者非民族文学专家莫属，世界文学批评变成民族文学专家和世界文学学者的协作批评，如阿拉克（Jonathan Arac）所言，距离阅读的程序是“读者以世界各地语言细心阅读，然后将发现提交给总的综合者”（Arac 45）。 这在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的思想中得到印证。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学者分为“专门研究专家”和“总体研究学者”，强调研究方法的不同而非个人身份的差异。任何人都可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又是从事其他总体性研究的学者（Damrosch 329）。其二，距离阅读是文学学者和非文学学者之间的协作批评。对距离阅读而言，除了文学学者之外，你还“需要一个程序员，一个接口专家，等等”（Sunyer, “Big Data”）。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几乎无法找到一个既熟知社会批评、文学理论、历史知识，又能熟练电脑编程、建模、统计与数据分析的批评者，没有团队的集体协作，批评将无法完成。其三，距离阅读是人类阅读和机器阅读之间的协作批评。虽然材料的筛选分类、阅读程序设计等是由人类完成的，但计算机处理巨量数据材料的运算能力，是人类无法比拟的，距离阅读常借助“计算机处理成千上万的文本”（Schuessler, “Reading”），所以它还是人类阅读和机器阅读之间的协作批评。
第四，它是计算批评。在《距离阅读》一书中，莫莱蒂坦承自己的形态进化论研究已经自动演变成定量数据分析（Distant Reading 179）。他认为，“量化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计算不是针对一些主要的、快速的变化，而是针对许多更小也更慢地变化”（Distant Reading 192）。对这些“更小也更慢地变化”的观测只能在漫长的文学史序列中实现，而对长时段观测最有效的办法是借助网络和计算系统，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人工调查和数据征集、定量实验，以及假设有效的小范围测定，无法完成莫氏预设的宏观批评任务。正因如此，德鲁克说，定量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对文学或历史（或其它）作品语料库的统计整理或数据挖掘”（Drucker, “Distant Reading”），凸显出鲜明的计算批评（Computational criticism）症候，它“依赖于数字化的数据库，以便揭示类型和作品在世界各地传播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形态，及其发生(或没有)转变的过程”（During 35）。距离阅读变成有关文本计算的讨论，它所依赖的机器检索、文本与数据挖掘、视觉化、网络计量和模型分析等，本质上都是计算技术。它采用实验模型展开阅读，重视文学叙事的网络建构和文学批评的数据挖掘。凭借量化计算，莫莱蒂将计算机和统计学引入文学分析中，也将科学技术引入美学形式中。
按照莫莱蒂的说法，距离阅读是文本蓄意缩减和抽象的过程，其表现形式是图表、地图和树图（Graphs 1），通过这种图像形式的量化计算，反映人物关系是如何随时间而变，或者文类在代际之间是如何流变传承的。距离阅读利用电脑来处理大数据，或存储大量信息，其目的是从各种文本、非文本中提取要素，通过大量数据处理来说明文学的形态和结构，以体现文学内部各要素、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复杂关系。距离阅读的创新之处不仅在于它把“数据”“算法”引入文学研究，而且更有意义的是，量化模型成为一种推理和分析形式。
由是观之，距离阅读体现了一种实证主义方法论。从莫氏的批评实践来看，受弗莱（Northrop Frye）文学的“自然科学”研究和波普尔的实证主义“猜测-反驳”方法的感召，特别是受实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沃尔佩（Della Volpe）的重大影响，莫莱蒂认为对科学精神的尊重成为必要，相信我们可以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学得更多（Graphs 2），继而提出距离阅读的方法。距离阅读所表征的方法论实则是挽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为一体的实证主义实验方法。安德伍德（Ted Underwood）写道：“距离阅读是通过一系列的测试而出现的，它逐渐将偶然的历史编撰实践转变为一种明确的实验方法”（5）。莫莱蒂借助波普尔的知识考古，运用计算网络，通过假定-证伪的方式，对更新的工具、更大的数据、更远的距离的文学情状做出校验，以实验模型验证文学间的融汇互构和形态演化，完成文学关系网络的建构批评。
距离阅读赓续了19世纪以来的科学实证主义传统。虽说诞生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也是科学主义的结果之一，但它是立足于语文学的个体整体性，距离阅读却试图在文本与社会、形式与历史之间建立联系，用莫莱蒂的话来说，是一种“没有文本细读的形式主义”。另外，文本细读为实存性世界文学所采用，通过典型文本间的平行比较和纵深影响来讨论问题，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学科的审美阐释；但距离阅读服务于观念性世界文学，通过对大规模文本的宏观批评来揭示文学形式的缓慢演化，以科学实证的方式建构文学各要素、各环节的关系，形成对文本细读的补充和诘问。
距离阅读是莫莱蒂创造的一个解决文学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知识革命梦想，试图以不同的阅读方法来解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问题，改变时下的批评现状。距离阅读的贡献在于，打开了一个供人讨论的新领域，继而将其对世界文学的理论构想与构想实践结合起来，促使人们“重新定义何为我们所认为的遗产，并要求我们找到新的方法和工具来概念化和管理这些日益增长的物质”(Pauloshea 86,“How”)。更重要的是，距离阅读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思维方式的革新。无论莫莱蒂个人的研究项目自身如何发展，距离阅读本身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它促使批评家，特别是那些自认为博览群书的批评家承认无知，并重新思考他们所做的事情，体现出人们对其认知能力的反思和探索。
END
主编 / 陈静
责编 / 顾佳蕙
美编 / 傅春妍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